阿帕奇女人
誰也沒注意到汽車離開了馬路。十七歲的哥哥泰勒開車時睡著了。那是早上六點，他幾乎一整晚都在默默開著我們的旅行車，穿過亞利桑那州、內華達州和猶他州。在巴克峰以南二十英里的一個農業小鎮康沃爾，旅行車偏離了中間線，進入逆行車道，然後離開公路，跳過一個溝渠，接連撞倒兩根粗大的雪松木電線杆，最後撞上一輛中耕拖拉機才停了下來。
這次旅行是母親的主意。
幾個月前，當乾枯的葉子開始飄落，預示夏天的結束，爸爸就一直情緒高漲。早飯時，他用腳輕輕打著流行音樂的拍子，晚飯期間，他常常兩眼發光，指著那座山說他要鋪設管道，把水從山上直接引到家裡。爸爸承諾，等下了第一場雪，他要堆一個愛達荷州最大的雪球。他說，只需徒步上山團一個小小的雪球，然後把它滾下山坡，看著它全速翻過山丘，衝過峽谷，三倍三倍地增大。我家坐落在山谷前最後一座山上，等雪球滾到我家，就會和爺爺家的穀倉一樣大，到時公路上的人準會抬頭凝望，驚嘆不已。只要雪質夠好，雪花夠厚、夠黏就行。每次下雪後，我們都捧一把雪給爸爸，看著他放在手指間搓。那雪太細了。這雪太濕了。得過了聖誕節，他說，那時下的才是正兒八經的雪。
但聖誕節過後，爸爸似乎像泄了氣的皮球，整個人垮了。他不再談什麼雪球，然後連話也懶得說了。他的眼神越來越黯淡，最後完全失去了光彩。他走起路來耷拉著肩膀，胳膊軟弱無力，好像有什麼東西抓住了他，把他往地面拖。
到了一月，爸爸就下不了床了。他平躺在床上，兩眼空洞地盯著灰泥天花板上錯綜複雜的起伏和紋理構成的圖案。每天晚上我端飯給他，他連眼都不眨一下。我不確定他是否知道我進過他房間。
就是在這時，母親宣布我們要去亞利桑那州。她說爸爸就像一株向日葵，會在雪地里凍死，來年二月需要把他帶走，種在陽光下。於是我們一家擠進旅行車，穿過蜿蜒的峽谷，沿漆黑的高速公路一路疾馳十二小時，終於來到炎熱的亞利桑那州大沙漠。我的祖父母在那裡的活動房裡等待著冬天過去。
我們於日出幾小時後到達。爸爸最遠也就挪到奶奶家的門廊，在那裡待了一整天。他頭下枕一個針織枕頭，一隻長滿老繭的手放在肚子上。他一連兩天保持著這個姿勢，睜著眼睛，一句話也不說，宛如那乾燥無風的炎熱沙漠中的一株灌木般靜止不動。
第三天他似乎有所恢復，開始注意周圍發生的事，聽我們吃飯時的閑聊，而不再只是盯著地毯，毫無反應。那天晚飯後奶奶播放電話留言，大部分是鄰居和朋友的問候。接著，話筒里傳來一個女人的聲音，提醒奶奶不要忘了第二天和醫生的預約。這則留言對爸爸產生了戲劇性的影響。
一開始，爸爸問了奶奶一些問題：為什麼預約，和誰一起去，母親可以給她藥劑，為什麼她還要去看醫生。
爸爸一直熱切信任母親的草藥，但那晚感覺不一樣了，就像他內心的什麼東西在改變，一則新的信條生根發芽。他說，藥草學是一種精神教義，它能區分麥子和稗子，區分忠實信徒和背信棄義之人。然後他用了一個我從未聽過的詞：光明會[Illuminati，又稱「光照派」，意欲合謀控制世界的秘密組織，是虔誠的摩門教徒排斥的對象。]。不管是什麼意思，這個詞聽上去奇特，有力。他說，奶奶無意中充當了光明會的代理人。
上帝不容忍背信棄義，爸爸說。這就是為什麼最為可惡的罪人正是那些猶疑不決的人，既用草藥又用西藥，周三來找母親開藥，周五又去找醫生看病——或者用爸爸的話說：「今天敬拜上帝的聖壇，明天又去獻祭撒旦。」這些人就像古以色列人，被賜予真正的宗教，卻熱衷於虛假的神像。
「醫生和藥片，」爸爸幾乎是在吼叫，「成了他們的神，他們像婊子一樣蜂擁而上。」
母親正盯著食物，一聽到「婊子」這個詞，她霍地站起身來，生氣地瞪了爸爸一眼，走進她房間，砰的一聲關上門。對於爸爸的觀點，母親並不總是贊同。爸爸不在的時候，我聽見她說一些他——至少是他的新化身——認為是褻瀆上帝的話，比如，「草藥只是補充，病情嚴重了還是要去看醫生」。
爸爸沒有注意到母親的椅子空了。「那些醫生不是想救你，」他對奶奶說，「他們是想害死你。」
回想起那頓晚餐，那一幕仍然歷歷在目。我坐在桌子旁，爸爸在急切地說話。奶奶坐在我對面，彎曲的下巴山羊似的一遍一遍嚼著嘴裡的蘆筍，時不時地喝幾口冰水，她到底聽沒聽進去爸爸的隻言片語，不得而知。她偶爾惱火地瞅一眼時鐘，可是上床睡覺時間尚早。「你是撒旦計劃的知情參與者。」爸爸說。
這次旅行接下來的日子裡，這個場景每天都在上演，有時一天好幾次，都是類似的腳本。爸爸的激情又被點燃，他會一口氣說上一個小時或更久，一遍又一遍地講著同樣的話。講到我們都冰冷麻木了，他內里的熱情仍久久不滅。
聽完這一大段說教，奶奶發出令人難忘的笑聲。她長嘆一聲，慢慢呼出一口氣，最後惱火地翻著眼珠，彷彿想把手伸向空中，但是太累了，無法完成這個手勢。接著她微笑了——不是安慰別人的微笑，而是給自己的微笑。在我看來，這個微笑既帶著困惑，又饒有興緻，似乎在說：我說得對吧，沒有比現實生活更有意思的了。
那是一個炙熱的下午，天氣熱到你無法赤腳走在人行道上。奶奶開車帶我和理查德去沙漠里兜風，她費了好大勁兒才給我們系好了安全帶，我們之前從未系過。我們一直往前開，路面開始變陡，輪胎下面的柏油路變成了土路，還是繼續向前。車在起伏發白的山丘間越攀越高，直到土路到了盡頭，出現一條登山步道，我們才停下來。然後我們開始徒步。幾分鐘後，奶奶便氣喘吁吁。於是她坐在一塊平坦的紅石頭上，指向遠處的一塊砂岩岩層，上面是廢墟一樣的剝落的尖頂，她讓我們徒步過去。一旦到了那裡，我們就要尋找寶物：黑色石頭。
「它們叫阿帕奇眼淚。」說著，她把手伸進口袋，掏出一塊髒兮兮的黑色小石頭，上面凹凸不平，布滿碎玻璃一樣的灰白色紋理。「它們拋光後是這個樣子。」她從另一個口袋掏出又一塊石頭，這塊石頭又黑又滑，給人柔軟的感覺。
理查德認出這兩塊石頭都是黑曜石。「這些是火山石，」他用他那百科全書式無所不知的聲音說，「但這塊不是，」他用腳踢了踢一塊褪色的石頭，揮手指著那塊岩層說：「這是沉積物。」理查德有研究科學冷知識的天賦。往常我不大理會他的講解，但今天很感興趣，被這片奇異、焦渴的地面深深吸引。我們繞著岩層走了一個小時才回到奶奶那裡，用襯衣兜了很多石頭。奶奶很高興，她可以賣掉它們。她把石頭放進後備廂，在開車返回活動房的路上，給我們講了阿帕奇眼淚的傳說。
據奶奶說，一百年前，一支阿帕奇部落曾在那些褪色的岩石上與美國騎兵交戰。部落人數不佔優勢，戰鬥以他們的失利而告終。剩下能做的便是等死。戰鬥開始後不久，勇士們就被困在了一塊岩脊上。他們不願遭受戰敗的恥辱，在奮力突破騎兵隊時被一個個砍死，於是騎上馬背衝下了山崖。當阿帕奇的女人們在下面的岩石上找到丈夫們的碎屍時，她們放聲痛哭，絕望的眼淚一落到地面，便化作了石頭。
奶奶從未告訴我們那些女人的結局。阿帕奇部落身陷戰事卻沒有了戰士，所以也許是她覺得結局太殘酷，沒有說出口。我的腦海閃現「屠宰」一詞，因為這個詞就是為此，為一方毫無抵抗的戰鬥而設。這是我們在農場用的詞。我們屠宰雞鴨，並不需要與它們戰鬥一番。勇士們的英勇很可能換來一場屠殺。他們是英雄，死了，而他們的妻子成了奴隸，也死了。
我們開車回活動房時，夕陽西下，最後一抹斜陽灑在高速公路上。我想起了阿帕奇的女人們。和她們的埋骨之地砂岩祭壇一樣，她們生命的形狀早在多年以前——在戰馬疾馳，拱起栗色的身軀準備迎接最後一擊之前，在勇士們最後一躍之前——就已註定。女人們如何生存，又如何死去，命運早已註定。由勇士們決定，也由女人們自己決定。像沙粒般數不清的選擇，層層壓縮，聚結成沉積物，變成岩石，直到最後化為堅固的磐石。
之前我從未離開過山，很是想念，渴望看見群山中印第安公主蝕刻在松林間的身影。我瞥了一眼亞利桑那州空蕩蕩的天空，希望看到她黑色的身影從大地上隆起，宣示她對半邊天空的主權。但她不在那裡。我不僅想念她的身影，更想念她的愛撫——每天早上她遣風穿過峽谷吹拂我的頭髮。亞利桑那州沒有風，有的只是一陣接一陣的熱浪。
我每天都從活動房的一頭走到另一頭，接著從後門出去，穿過院子，走到吊床那兒，然後繞到前面的門廊，跨過半睡半醒的爸爸，再返回屋裡。到了第六天，爺爺的四輪車壞了，泰勒和盧克把它拆開，看看哪裡出了問題，這真令我欣慰。我坐在一個藍色大塑料桶上看著他們倆忙活，心想什麼時候才能回家。得等爸爸不再談論光明會。得等他邁進房間而母親不再走開時。
那天晚飯後，爸爸說該走了。「拿好你們的東西，」他說，「半小時後我們就上路。」那時天色已晚，奶奶說這麼晚了還要開十二個小時的車，太荒唐了。母親也說等第二天早上再走，但是爸爸想早點回家，這樣他和哥哥們第二天早上就可以拆解廢品了。「我得幹活，一天也耽誤不了。」他說。
母親眼神黯淡，很是擔心，但什麼也沒說。
車子撞上第一根電線杆時，我醒了過來。我睡在姐姐腳下的地板上，頭上蒙著一條毯子。我想坐起來，但車子搖晃著向前衝去——感覺它快要散架了——奧黛麗摔到了我身上。我看不清發生了什麼，但我能感覺到，也能聽見。又是砰的一聲巨響，一個傾斜，坐在前排的母親尖叫了一聲「泰勒！」最後是一陣劇烈的顛簸，之後一切戛然而止，四周鴉雀無聲。
幾秒鐘過去了，什麼動靜都沒有。
然後我聽到了奧黛麗的聲音，她在一個接一個地喊我們的名字。最後她說：「除了塔拉，其他人都在！」
我想大喊，但我的臉被擠在座位底下，臉頰緊貼著地板。奧黛麗喊我名字時，我還在她的重壓下掙扎。最後，我弓起背把她推開，把頭伸出毯子說：「我在這兒。」
我環顧四周。泰勒扭動著上半身幾乎是爬進了後車座，看著每個人的傷口、瘀青和驚呆的雙眼，他的眼睛瞪得越來越大。我能看見他的臉，但那張臉不像是他的了。血從他的嘴裡湧出來，流到了襯衫上。我閉上眼睛，試圖忘記他沾滿鮮血歪歪曲曲的牙齒。我再次睜開眼睛，看了看其他人。理查德正兩手捂著耳朵抱住頭，像是在努力堵住一陣噪音。奧黛麗的鼻子彎曲成了奇怪的鉤狀，鮮血從鼻子里流出來，沿著胳膊往下淌。盧克渾身顫抖，但我沒看見他身上有血。我的前臂有個口子，是被車座框夾傷的。
「每個人都好嗎？」是父親的聲音。大家都咕噥了一聲。
「車被電線纏住了，」父親說，「都先別下車，等著斷電。」車門開了，一時之間我還以為他會被電死，但接著我看見他向前傾，跌了足夠遠，極力避免身體同時與車子和地面接觸。我記得透過破碎的車窗凝視他，看他繞著車轉圈，他的紅帽子被推向腦後，帽檐迎著風向上伸著。真奇怪，他看上去有些孩子氣。
他繞著車子轉了一圈，然後停下來，俯下身，頭與副駕駛座平齊。「你沒事吧？」他問。接著他又問了一遍。第三遍時，他的聲音顫抖了。
我斜靠在座位上看他在跟誰說話，接著才意識到事故有多嚴重。車的前半部被擠成一團，發動機呈拱形，像堅硬岩石上的褶皺一樣向後彎曲。
清晨的陽光照在擋風玻璃上，反射出一道強光。我看見縱橫交錯的裂縫。這個場景很是熟悉。我在廢料場見過上百塊破碎的擋風玻璃，每一塊都獨一無二，從撞擊點向外發散的獨特的蛛絲網是撞擊的記錄。我們這塊擋風玻璃上的裂縫講述了它們自己的故事。裂縫正中心是一個向外延伸裂開的小圓圈，圓圈就在副駕駛座正前方。
「你沒事吧？」爸爸用懇求的語氣問，「親愛的，你能聽見我說話嗎？」
在副駕駛座上的是母親。她的身體沒有面向窗戶，我看不見她的臉，但她靠在座位上的樣子有些可怕。
「你能聽見我說話嗎？」爸爸說，他重複問了好幾次。最後，我看到母親的馬尾辮梢微微動了動，似乎是微微點了點頭，但動作輕得幾乎覺察不到。
爸爸站在那裡，看了看還通著電的電線，再看看地面，又看看母親。他看上去很是無助。「你覺得——我該不該叫救護車？」
我想我聽到他這麼說了。如果他說了，他一定是這麼說了，那母親肯定也低聲回答了一句，或者也許她已經不能低聲說什麼，我不知道。我一直想像她要求被帶回家。
後來有人告訴我，我們撞上了一個農民的拖拉機。他從家裡沖了出來，打電話報了警。這下麻煩大了，因為我們的車沒上保險，而且當時我們沒一個人系安全帶。那個農民將事故通報給猶他州電力公司之後過了大約二十分鐘，他們才關掉了流經電線的致命電流。爸爸這才從旅行車裡把母親抱了出來，我看見她的臉——她的眼睛藏在李子大小的黑眼圈下面，柔和的五官變得腫脹扭曲，有的地方拉長了，有的地方收縮了。
我不知道我們怎麼回的家，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回的家，但我記得那座山在晨曦中泛著橙色的光芒。一回到家，我就看見泰勒把一口口紅色血水吐到衛生間洗手池裡。他的前門牙猛撞上方向盤錯位了，所以牙齒朝後向上齶突起。
母親被抱到沙發上。她喃喃地說，光線太刺眼了，於是我們把窗帘拉上。她想待在地下室，那裡沒有窗戶，於是爸爸把她抱下樓。幾個小時里我都沒見到她，直到那天晚上我打著暗淡的手電筒給她送晚飯。見到她時，我都快認不出她了。她雙眼呈深紫色，深得發黑，腫得讓我分不清是睜著還是閉著。她叫我奧黛麗，甚至在我糾正了她兩次後依然如此。「謝謝你，奧黛麗，只要黑暗和安靜，就很好。黑暗，安靜。謝謝你！過一小會兒再來看我啊，奧黛麗。」
母親整整一周都沒從地下室出來。她的臉腫得越來越厲害，瘀青也越來越嚴重。每天晚上，我都確信她臉上的痕迹不可能更觸目了，但每天早晨，不知為何她的臉卻更黑更腫。一個星期後，等太陽下山，我們關上燈，母親上樓了。她的額頭就像綁著兩個東西，大得像蘋果，黑得像橄欖。
沒有人再提醫院。做這種決定的時刻已經過去了，再談論這些，就是重溫車禍發生後的憤怒和恐懼。爸爸說反正醫生也幫不上她什麼忙。她的生死掌控在上帝手中。
接下來幾個月，母親用許多名字稱呼我。她叫我奧黛麗我倒不怎麼擔心，但我們交談時她把我叫成盧克或者托尼，就讓我很不安。全家人包括她自己一致認為，自從車禍後，她便再也不復從前。我們孩子都叫她「浣熊眼」，覺得這個外號很好笑。她有黑眼圈已經好幾周了，我們早習以為常，以至於開起它們的玩笑。當時我們絲毫不知道這竟然是一個醫學術語。浣熊眼，嚴重腦損傷的徵兆之一。
泰勒被內疚吞噬。多年以來，他為這次事故，之後又不斷為此事造成的每一個決定、每一聲鏗鏘有力的迴響責怪自己。他緊緊抓住那一刻和之後的一切後果，彷彿時間本身起始於我們的旅行車駛離公路的那一瞬，沒有歷史，沒有緣起，沒有任何外力，直到十七歲的他在開車時睡著，時間才被開啟。即使是現在，只要母親忘記了任何不管多麼微不足道的細節，他的眼裡就會流露出那個神情——他在撞車後的神情，他自己嘴裡流著鮮血，對現場遍覽無遺，他用目光掃視著他自認為出自他手且只出自他手的這幕作品。
而我，我從不把那次車禍歸咎於任何人，尤其是泰勒。那只是眾多事件之一。十年後我的理解會發生轉變，我沉重地步入成年，那之後，那次車禍總會令我想起那些阿帕奇女人，想起匯而構成人一生的所有決定——人們共同或者獨自做出的那些決定，聚合起來，製造了每一樁單獨事件。沙粒不可計數，疊壓成沉積物，然後成為岩石。